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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清初词学复兴，流派林立，顾贞观与纳兰性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词人，二人共操选政编纂了《今词初集》，以“性灵说”树帜于词坛。研究者也多将注意力放在顾贞观与纳兰词学共性上，事实上，二人词学并非完全一致，而是同中有异，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论之。

  其一，推尊词体。明末词人创作成绩十分突出，但仍未摆脱词为“小道”的观念，陈子龙云：“是则诗余者，非独庄士之所当疾，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。然亦有不可废者。……虽曰小道，工之实难。”经过清初一批词人的努力，词体不尊的现象得到改观。顾贞观与纳兰推尊词体，共同之处有两点：一是将词与诗等而观之，认为诗词同源。纳兰云：“古诗长短，即词之创。……屈为诗余，斯论未当。”纳兰认为古诗的长短句形式与词相类，因而古诗可视为词的源头。顾贞观云：“词本于诗。”“诗在六朝曰绮靡，在三代以上曰温柔敦厚，此非词源之所自出者乎？”在顾贞观看来，词也源于古诗，而词的风格则与六朝绮靡诗风相类。二是指出词的直接来源，认为词由乐府演变而来。纳兰云：“诗变而为骚，骚变而为赋，赋变而乐府，乐府之流漫浸淫而为词曲。”顾贞观则云：“夫词者，乐府之余也。”“乐府之变，得宋词而始尽，然不得以长短句之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为古乐府之余也。词且不附庸于乐府，而谓肯寄闰于诗耶。”二人皆从文体代变角度立论，认为词由乐府衍生而来，但顾贞观提高了词的地位，认为词不可谓乐府之附庸，正如不能将近体诗视为古体诗之余一般，诗词应当并立，无尊卑之分。后来为《今词初集》题辞的鲁超接续了二人的观点，认为“至汉魏，诗有定则，而长短句乃专归之乐府”。

  顾贞观与纳兰还注意从词的体性特征来立论，表述稍有差异，纳兰云：“词源远过诗律近，拟古乐府特加润。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，已自换头兼转韵。”从韵的角度而言，纳兰认为词韵比诗韵更接近于《诗经》。顾贞观云：“夫词调有长短，音有宫商，节有迟促，字有阴阳，此词家尺度不可紊也。”其辨体意识十分强烈，从词调、音、节、字几方面来论说，这是对李清照“别是一家”说的继承与发展。

  其二，师法对象。明清之际词坛为“花草”之风所笼罩，为拨正这种弊病，一些词人试图寻找新的师法对象。顾贞观与纳兰一般被视为《花间》学习者，如蒋景祁云：“温韦诸公，短音促节，天真烂漫，遂拟于天仙化人，可望而不可即。顾舍人梁汾、成进士容若极持斯论。”事实上，顾贞观与纳兰取径并不局限于此，二人师法也并非完全一致。

  纳兰主要取法花间、李后主与北宋。纳兰《与梁药亭书》云：“仆少知操觚，即爱花间致语。”交代了其早年好尚。《渌水亭杂识》云：“花间之词如古玉器，贵重而不适用，宋词适用而不贵重，李后主兼有其美，更饶烟水迷离之致。”在纳兰看来，学词的最高取法标准是李后主，引文中谈到的“宋词”当指北宋词。而对于南宋词纳兰并不太欣赏，如云：“填词滥觞于唐人，极盛于宋，其名家者不能以十数，吾为之易工，工而传之易久。而自南渡以后弗论也。”徐乾学也称纳兰“好观北宋之作，不喜南渡诸家”。这里的北宋之作主要指小令，南渡之后的词则主要指长调。后人评价纳兰词每将其小令与长调轩轾，大多也都认为长调不如小令，如金梁外史云：“容若诗不如词，慢不如令。”蔡嵩云云：“纳兰小令，风神迥绝……其慢词则凡近拖沓，远不如其小令。”

  顾贞观的取径相较纳兰更为宽广，他以北宋为宗，兼取南宋。这可从两方面来看：第一，顾贞观充分肯定北宋词的价值，认为高于南宋，如云：“南宋词最工，然逊于北，梦窗、白石闻言俯首。”不过，“最工”的评判也可看出顾贞观对南宋词评价并不算低，其崇北抑南只是相对而言。《弹指词》中即有不少步韵南宋的作品，如《贺新凉·用辛稼轩韵代别》《万年欢·人日用史梅溪韵》《双双燕·本意用史梅溪韵》。正如杜诏《弹指词序》所云：“若弹指则极情之至，出入南北两宋，而奄有众长。”第二，顾贞观的取径体现出一种通变观，并无明确时代划分。顾贞观曾为侯文灿《十名家词》作序：“总让亦园之不执已，不徇人，不强分时代，令一切矜新立异者之废然返也。”《十名家词》选词从《南唐二主词》到张埜《古山乐府》，时间跨度从南唐至元代，不拘于一时，也不拘于一格，体现出开阔的视野，顾贞观对其颇为肯定。顾贞观还将词体分为“正体”与“变体”：“温柔而秀润，艳冶而清华，词之正也；雄奇而磊落，激昂而慷慨，词之变也。然工词之家徒取乎温柔秀润，艳冶清华，而于雄奇磊落，激昂慷慨者概皆弃之，何以尽词之观哉？”在顾贞观看来，词体有正变之分，但无高下之别，只有做到兼收并取，才能尽词体之美。

  其三，标举性灵。顾贞观与纳兰合编《今词初集》，标举“性灵说”，强调抒发真情，反对逞才使学。纳兰也曾谈道：“诗乃心声，性情中事也。……昌黎逞才，子瞻逞学，便与性情隔绝。”纳兰又对词坛因袭模拟之风提出批评，“自《草堂》《词统》诸选出，为世脍炙，便陈陈相因，不意铜仙金掌中，竟有尘羹途饭，而俗人动以当行本色诩之”。顾贞观也反对雕琢粉饰，其《澣桐词序》云：“后人傭耳僦目，俪花门叶，徒工粉泽铅华，性灵汩没，而乐府亡。”诸洛《弹指词序》曾引顾贞观之语，“先生尝曰：吾词独不落宋人圈，可信必传。尝见谢康乐春草池塘梦中句曰：吾于词曾至此境。”顾贞观在传授纳兰作词技法时又曾援引曹溶之语，“词境易穷。学步古人，以数见不鲜为恨”。可见，顾贞观对因循古人、随人作计是持否定态度的，他强调作词要独出机杼，追求自然之美。

  顾贞观与纳兰的词在风格表现上则并非完全相同。纳兰词纯任性灵，纤尘不染，“非其学胜也，其天趣胜也”，堪称词人之词。顾贞观词出入两宋，奄有众长，并能熔铸以学力，乃学人之词。张尔田《词莂序》指出“其年、竹垞、梁汾、容若，皆以渊奥之才，辟径孤行”，即意在说明四人词风各异，词境不同。前人谓顾词“清刚”“理趣太深而丰韵少”，实际上都与纳兰词“哀感顽艳”之风相去甚远。

  其四，比兴寄托。《诗经》中的“比兴”手法影响深远，而由《离骚》发展而来的“美人香草”传统更是沾溉后世无数诗人。顾贞观与纳兰也注重比兴。纳兰《渌水亭杂识》云：“雅颂多赋，国风多比兴，楚词从国风而出，纯是比兴，赋义绝少。唐人诗宗风骚，多比兴。宋诗比兴已少，明人诗则皆赋也，便觉版腐少味。”“唐人有寄托，故使事灵。后人无寄托，故使事版。”纳兰认为比兴寄托乃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有此诗歌才不会淡乎寡味，才能言有尽而意无穷。不过，纳兰本人情思抑郁低回，在词中抒发情感往往不加节制，具有浓郁的感伤色彩，正如顾贞观所云：“容若词，一种凄婉处，令人不能卒读。”

  顾贞观也重视比兴，但要求摆脱浮艳之风，情感表达不能发露无余，其《柳烟词序》云：“予客西泠，得读郑子丹书《柳烟词》，其情之柔而语之艳，直仿佛《花间》《樽前》。要皆能自为之节，令柔者不至于溺而艳者不失诸浮，含蕴既深，体裁复密，殊有合乎比兴之旨。”《柳烟词》言情沉溺，辞藻浮艳，在顾贞观看来，不够含蓄蕴藉，违背了比兴之旨。又如其《与栩园论词书》云：“变而谋新，又虑有伤大雅。”也是对过于追求新变，违背儒家诗教的批评。反之，沈堡的《澣桐词》因“吐弃凡近，脱手鲜妍，淋漓奔放而不失于粗疏，韶冶动人而不流于荡佚”，受到了顾贞观的肯定。

  顾贞观与纳兰性德同为清初词坛健将，他们的词学主张体现出同声相求的特点，但在看似一致的词学观中隐藏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词学倾向，在观照二者的共性基础上，把握其个性特征，对于真正理解顾贞观与纳兰的词学十分重要，而这对于认识清初词坛的多元性与深刻性也不无裨益。

  （作者：何 扬，系纽约国际最新网站人文学院讲师）

来源：【光明日报】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4-12/09/nw.D110000gmrb_20241209_1-13.htm